“我们常有一种说法：办一所好的专门学校，少办几所监狱。”这是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教育界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北省委会副主委、武汉市委会主委，武汉市副市长孟晖的发言。今年两会他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是专门教育，为此他带来了一件名为《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国专门教育发展》的提案。
   “也许很多人对何为专门教育、专门学校还比较陌生。其实，专门学校的前身便是工读学校，其开办的目的在于教育矫正涉及或者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指出，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孟晖委员介绍说。“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重新界定了严重不良行为、明确了专门教育的保护处分定位、引入了公安机关九项过渡性教育矫治措施以及采用‘强制加自愿’的送生方式，为我国专门教育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得专门教育一跃成为未成年人非刑事处分体系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但截至目前，全国仅有一百余所专门学校，学生总容量估算约为数千人，这远远低于现实的需求。”孟晖语气稍显急切。
   在孟晖委员围绕“专门教育”主题参与小组讨论的当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刚刚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显示：对涉罪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情节较轻的，依法附条件不起诉3.1万人；犯罪严重的，依法起诉3.9万人。
   “几万与几千”这样的比例深深地刺在孟晖心上，“对于一些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已经触犯法律的孩子，开展基本的德育工作已无法帮助他们真正回归‘正路’，需要对他们开展专业的矫正教育。我们也对部分从专门学校走出返回社会的孩子进行了长期调查，到目前为止，很少发现再犯罪行为。专门教育是必要的，更是必需的。”孟晖的话掷地有声。
   “但现阶段学校数量规模不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优秀的师资力量。专门教育对教师的素质水平要求更高，但现阶段它们的职称评定、职级晋升、福利待遇等保障还比较差。”
   “同时，专门教育体系建设还很薄弱，包括课程体系、教研体系、重返社会机制体系等都很欠缺。再者，还存在收生程序存在罪错行为分类模糊不清的问题，实施专门教育的适用条件和期限不够明确。”孟晖补充说。
   “建议地方全覆盖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将专门教育工作做得更专业；要进一步科学划分‘严重不良行为’；建议对专门学校的功能进行划分，以实现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和不同年龄段的分类、分级管理；最后一定要逐步建立更加专业、科学的专门教育体系并建立健全专门教育的法律规定。”
   “现阶段，许多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不像过去仅存留在现实空间中，还存在虚拟网络空间中。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携手应对。”孟晖一气呵成地如是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