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一所小学引起了微信朋友圈乃至整个网络的关注。12月8日，一篇名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文章开始刷爆朋友圈，作者是一名该校四年级学生的家长，她描述了孩子在学校厕所里被同学用“垃圾筐扣头”并嘲笑，导致孩子出现失眠、易怒、恐惧上学等症状，经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而学校则于13日发声，称无法将该事件定性为霸凌。
由于触及到孩子——社会神经上最为脆弱的部分，这件发生在校园内的事情已经延展至校外，引发全社会的讨论。最焦虑的人群莫过于家长，对于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开始不安。不管此事最后如何定性，如何杜绝类似不愉快的事件，营造更加阳光的校园环境，才是此时最应该关心的。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暴力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并呈现低龄化、群体性等新特点。浙江大学《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社会心理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49%的同学承认对其他同学有过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87%的同学承认曾遭受到其他同学不同程度的霸凌。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统计,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有关校园暴力事件的公开报道量总体呈上升态势。
校园霸凌和暴力犯罪案件的发生，不仅影响到校园安全和校园正常学习秩序，更是给尚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心理造成了伤害，甚至可能影响到被欺凌者及施暴者今后的整个人生。
今年6月，李克强总理专门对校园暴力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教育部要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特别是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坚决遏制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行为。
如何建立校园反暴力、反欺凌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长效机制？结合国情，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建议采取以下举措。
一是加快立法步伐，使校园暴力处置有法可依。国家在2004-2007年相继出台系列校园安全管理的意见、措施及办法，但并没有遏制住事件的蔓延和频发。校园暴力多数施暴者是未成年人，仅被批评教育，或受治安管理处罚；只有个别施暴者已经成年，而遭刑事追究（其中不少还是缓刑）。这也形成了可怕的“破窗效应”。建议将校园暴力上升为国家议题，尽快制定校园安全法及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校园暴力的法律边界和处理措施。让校园反暴力、反欺凌有法可依。其实国外已早有类似的做法，美国早在2000年到2002年，加州等15个州就通过了禁止校园欺凌的法案，如美国佛罗里达州就通过了《反霸凌法》。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学习英国等国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国内目前16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下调”。
二是加强学校教育，提升教师处理欺凌问题的能力。切实加强学校教育，严格学校管理，制定校园暴力事件的宣传、预警、处置机制，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予以保障。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处置校园暴力的素养和能力。
三是加强家庭教育和立法确责，强化家长管教责任。父母要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责任意识。学校还可以定期组织家长到学校参加法律讲堂，让家长也参与到法制教育中来。相关法律的制订可参照其他国家类似法律，如未成年学术因校园欺凌被送到青少年法院，父母和孩子一起要进入司法程序；若认定孩子的欺凌行为与父母不良行为，如吸毒、酗酒、赌博等有关，可以转移孩子的监护权。同时，子女的欺凌造成他人的损伤，必须明确家长须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四是形成地方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网络。校园暴力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政府将校园欺凌问题上升到政府的专项整治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协调宣传、公安、司法、教育、街道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共治网络，建立目标、措施、实施、考核、问责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立体化“共治”网络。全社会“共治”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借鉴挪威和英国的经验，号召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家长和教师团体加
入到尽快根除校园欺凌现象的行动中。
校园暴力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除加强立法外，更需社会、学校、家庭齐心协力，将非暴力灌注到教育过程中，并建立霸凌应急响应机制等，合力为孩子们创造安全、无暴力的教育环境。（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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