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脱贫攻坚已经吹响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冲锋号。农民问题是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实现脱贫致富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年男劳动力极其缺乏，出现了农田闲置、农业凋敝、兼业化的状况，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农业面临后继乏人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协作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愈发急迫。中央一号文件从2012年起已连续多年提出，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切实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

　　近年，武汉市区两级政府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方面，做了诸多有益尝试：2013年我市东西湖区、新洲区成为全国第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区，2014年试点在全市铺开，目前全市6个新城区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中已摸索出了一定的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是教学安排与农事农时季节结合存在问题。现在的培训工作一般程序是省里下达培训计划，然后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培训规范要求，从农村实用人才库里组织学员、安排师资、组织教材、组织教学、考试考核、实践操作、后续跟踪等步骤，按照操作程序和培训环节，多数专业（培训班级）错过本年度最佳农时季节，给培训实践指导或操作带来难度。

　　二是生产经营型培育集中培训时间过长。由于要完成15天的培训时间，理论授课时间一般都在7天以内，部分培训学员难以坚持，影响整体培训效果。

　　三是职业农民认定难度大。根据省校要求，2019年职业农民认定人数要达到80%以上，由于缺少上级相关配套认定标准和文件依据，开展职业农民认定工作非常困难。

　　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农村“谁来种地”的主力军，是解决“如何种好地”的重要载体，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为此，建议：

　　一是依托高等职业院校来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高等职业院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与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结构相吻合。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定位的区域性，培养目标的应用性，就意味着高等职业院校有责任有义务为地方农业现代化，培养大量的一线生产、服务和管理型人才，满足地方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农产品经营、管理等高层次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并且，高等职业院校根植于农的“亲民性”，决定了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独特优势，高职院校超过50%的生源来自农民家庭，这也表明高等职业院校在引导“农二代”返乡就业创业，培养本土化新型职业农民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我市应充分利用本市高职院校资源，联手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二是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实效。结合农业生产特点、农民教育规律和学习特点，采取职业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把教育培训办进农村、办进田间、办进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实现就地就近培养，农民需要什么学什么，实现不离乡不离土，方便、快捷让农民接受教育培训，形成好的培训模式。精准分类施策，围绕提高生产水平、科技素养，培育农业生产骨干；围绕提高职业技能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培养农村技能型服务人才；围绕提高创业技能和致富能力，培养创业人才；围绕提高生产经营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培养农村发展带头人。

　　三是规范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将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标准与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农村实用人才标准有机衔接，制定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明确职业农民的认定基本条件、认定标准（分类、分级）、认定程序、权利和义务、登记管理等事项。经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将与相关农业优惠政策挂钩，实施动态管理。同时兼顾农业职业经理人认定管理。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诚信信息库，及时公开诚信信息，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农业职业经理人人才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实行动态管理。

　　四是创新新型职业农民扶持政策。出台系列扶持政策，系统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把跟踪服务工作做实，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在农村创业兴业。在新型职业农民的产业政策支持方面，对开展规模经农业生产，符合有关政策的，享受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对领办、新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家庭农场，符合相关扶持政策的，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农业人才政策支持方面，优先推荐入选黄鹤英才（农业）计划，优先推荐新型农民参加省级龙头企业高管培训，优先推荐新型职业农民入选省农业产业领军人才。金融政策支持方面，为新型职业农民龙头企业的基本建设、技改和设备引进、农产品收购、种子种苗种禽提供贷款贴息。
 
 
　　（本提案为民进武汉市委会第20200058号提案）